做一个幸福的人

cinda按

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；中国不会亡,中国不会亡,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。四方都是炮火,四方都是豺狼。宁愿死、不退让,宁愿死、不投降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-------------八百壮士歌

“吾军欲发扬，精诚团结无欺罔，
矢志救国亡，猛士力能守四方，
不怕刀和枪，誓把敌人降，
亲上死长，效命疆场，才算好儿郎。

第一体要壮，筋骨锻如百炼钢，
暑雨无怨伤，寒冬不畏冰雪霜，
劳苦是顾常，饥咽芘与糠，
卧薪何妨，胆亦能尝，齐学勾践王。 

道德要提倡，礼义廉耻四维张，
谁给我们饷，百姓脂膏公家粮，
步步自提防，骄纵与贪赃，
长官榜样，军国规章，时刻不可忘。 

大任一身当，当仁于师亦不让，
七尺何昂昂，常将天职记心上，
爱国国必强，爱民民自康，
为民保障，为国栋梁，即为本军先。”

---------《记忆的证明》中新一军军歌

今天在搜狐上看到一段新闻，是关于当年国军抗日战士的回忆的。我不知道《记忆的证明》的编剧是不是根据一些真实的事件改编出这部电视剧的剧本，或许这两段“故事”也不甚相似，但是看着这段新闻，我不可抑制地想到了《记忆》片中的点点滴滴，特别是看到谢团长让我一下想起了团座。

从看过《记忆的证明》到现在，我的手机来电铃声一直是片中的团歌。而新闻中的一首老歌和团歌相互呼映，让人性的光辉穿过那烽火猩红的岁月照耀着我们，永远不能忘。

800壮士幸存者：忆当年420个兄弟浴血死守(图)

转自：搜狐新闻     来源：法制晚报

　　91岁老壮士向记者回顾悲壮历史

    北京幸存者：420个兄弟浴血死守

　　王文川，是北京唯一的“八百壮士”幸存者，91岁高龄的他目前在西三旗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安享晚年。

　　谁能想到，眼前这位少言寡语、与轮椅相伴了37年的老人，曾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，作为“八百壮士”的一员，与日军浴血奋战四昼夜，勇猛杀敌；撤出四行仓库后，他和战友身陷租界“孤军营”被困四年。

　　后来，他沦为日军战俘被送往安徽做苦工，从敌人的刺刀尖上幸运逃脱，徒步三个月寻找大部队……

　　这些传奇般的经历，王文川一直埋藏心底，直到2007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到老人家中求证时，才揭开这个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秘密。

　　2008年底，台湾媒体披露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“八百壮士”遗骨的消息。从那之后，该消息一直牵动着老人的心，老人一遍一遍对采访他的媒体吐露愿望：“让牺牲在海外的战友们，早日魂归故里！”

　　2009年2月14日，本报记者来到王文川所在的养老院。老人向记者讲述起七十多年前那段悲壮的历史。

　　淞沪抗战

　　420人坚守四行仓库

　　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；中国不会亡,中国不会亡,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。四方都是炮火,四方都是豺狼。宁愿死、不退让,宁愿死、不投降……”王文川老人以这首当年脍炙人口的《八百壮士歌》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　　1937年7月，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了“卢沟桥事件”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。8月，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“虹桥机场事件”，并以此为借口，向上海增派了数十艘舰艇和3000多名陆战队员。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262旅在闸北率先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了进攻，打响了“八·一三淞沪抗战”的第一枪。

　　回忆起初到上海时的战斗，王文川说：“八字桥的仗打得很苦，我们虽是精锐部队，但装备比日本鬼子差很多。”88师从八字桥开始，且战且退，伤亡很大。

　　10月25日，大场阵地被日军突破，国民党军队退守沪西，许多人建议有秩序地退守经营了三年之久的防御阵地，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，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，“可壮国际视听”为由，要求撤退下来的三军，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，令88师留在闸北，死守上海。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任务后，命令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，由中校团副谢晋元指挥，1个机枪连，3个步兵连，共420人留下坚守四行仓库。

　　“我是88师524团1营4连的重机枪手。”虽然记性不大好，说话也时断时续，老人却能清楚地报出当年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。四行仓库保卫战时，19岁的王文川是连里唯一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。

　　“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，人在阵地在！”

　　王文川老人回忆说，1937年10月26日晚，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4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、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，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，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。

　　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，六层高，是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，墙体厚实，位于苏州河边。由于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,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,使光复路上的四行仓库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孤岛”，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也就成了孤军。

　　“谢团长一开始就说：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，人在阵地在！”由于年事已高，老人记忆一年不如一年，讲述起来非常吃力。大儿子王家宾和外孙女绍铎根据过去听老人提起过的情况，在一旁不时给他提示。

　　王文川说：“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实际人数，我们虽只有420人，但谢团长对外散布‘烟幕’说有800人，以震慑敌人。”这成为了著名的“八百壮士”的由来。谢晋元后来曾写诗道：“八百壮士八百兵，抗敌豪情以诗鸣。谁怜爱国千行泪，说到倭奴气不平。”

　　“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”

　　与日军抗击的四天四夜，王文川的重机枪枪口始终对准虹口方向，昼夜不歇地开火。那里，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营。

　　“我的责任挺大的。”王文川说，自己使的重机枪叫“马克沁”，打仗的时候，三个人用一挺，一个装弹手，一个射击手，还有一个瞄准手，而自己正是射击手。“那时候，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。”王文川说。

　　敌人火力非常猛烈，谢团长吩咐大家，要不分昼夜监视对面的鬼子，敌人一露头，就狠狠地打，不能让他们靠近大楼！420名官兵分布在不同楼层，各就各位，谁都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阵地，擅离阵地的后果是“就地正法”。

　　“我们当时一刻不停地打，谁都没有一点怕的感觉，大家都没想过可以活着出去，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‘死’字！”王文川说。

　　“战友一个接一个在身边倒下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难过，直接把战友的遗体摞在一袋袋粮食垒成的掩体上面，掩护活着的人。饿了，就抓一把生粮食塞进嘴里；渴了，就喝用来冷却重机枪的循环水——这毕竟是热水；困了，就靠在掩体上打个盹。”

　　“这场仗打得很苦，也很惨！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突然停下，顷刻间已泣不成声，他颤抖着伸出双手擦拭泪水。

　　“老刘牺牲，我继续射击”

　　王文川说，仗打得很惨烈，400多人的队伍硬是和日本鬼子的大部队展开鏖战，其间究竟有多少战友在战斗中牺牲，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，因为打仗时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。只是在战斗结束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4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了不到200人。

　　装弹手老刘牺牲的一幕，在王文川心里，永远无法磨灭。老人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，仍然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
　　“我打着打着，突然发现没有子弹了，老刘怎么不送子弹了？我喊了老刘好几声，老刘怎么不言语呢？我再去一摸，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，老刘的脑袋已被打开了花，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，转眼之间就没了。”王文川说。

　　王文川说：“他们本来要打的是我。”敌人的这一枪，本来瞄准的是王文川，要首先打掉他这个阵地要塞的重机枪手，“没想到子弹射歪，命中了老刘的头！”

　　“看到老刘死了，我已经打红了眼了，继续扣动扳机，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。”老刘倒下了，迅速有其他战友上来为王文川继续装子弹。王文川顾不上哀伤，继续投入到战斗中。

　　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，守卫四行仓库的“八百壮士”孤军奋战，誓死不退，坚持战斗四个昼夜，击退了敌人在飞机、坦克、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。

　　战至30日，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，冲出重围，退入英租界。这次英勇作战，中国军队以寡敌众，共击毙日军200余名，被称为奇迹。

　孤军营壮士：沦为战俘强被拆散　

    保卫战后，幸存壮士遭囚禁，随后--

　　四行仓库保卫战之后，幸存的不足200名“八百壮士”退入英租界。在之后四年时间里，他们被英租界当局囚禁在上海胶洲公园的“孤军营”里。

　　王文川说，在孤军营，“八百壮士”被铁丝网围在一个约15亩大的空地上，由租界的白俄士兵监守，不许走出半步。上海市民因此称这里为“孤军营”。

　　虽然身陷孤军营，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。王文川说，“谢团长鼓励大家学文化、学技术，把身体锻炼好了，有朝一日重返战场。”谢晋元团长带领战士们自盖营房，建起了礼堂、宿舍、厨房、篮球场、排球场和足球场；又开办了制皂、织袜、织毛巾等工厂，孤军的生产收入除用于补贴生活外，全部拿来支援抗战。

　　王文川记得，全营每天4点半就起床，5点准时出早操。学文化的时候，士兵们还被编成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班级，有算术、常识、历史、地理等学科，爱国教育则是孤军营里每天的必修课。课余大家还组织篮球队、排球队和戏剧组，开展文体活动。

　　“复旦大学的李老师教我们学文化、技术。”没念过几年书的王文川在孤军营不仅学文化，还学会了织袜子、制肥皂、吹口琴。至今老人仍对当时在孤军营中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，能把“basketball”（篮球）和“football”（足球）等简单的英文单词清楚地说出来，还会吹口琴，许多曲子都是现在人们很少听过的。

　　另外，谢晋元团长还曾送给王文川一架照相机，王文川用它拍过许多珍贵的照片，包括谢团长和外国人在孤军营中打网球的照片。可惜多年之后，这架相机早已不知去向。在谢晋元孤军营时期的日记里，就提到过王文川喜好摄影。

　　目睹谢团长遇刺

　　1941年4月24日，王文川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他亲眼目睹谢团长遇刺。谢团长的死让王文川触动很深，每每想到当时的惨景，他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愤。

　　“早上5点，大家出早操，有四个人来晚了。谢团长上前问‘为什么这么晚？’，这四个人却突然掏出匕首，一起朝谢团长刺去。当我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，谢团长已倒在地上了！”提起谢晋元一声没吭就倒在血泊中的惨景，王文川再度掩面而泣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王文川说，后来，谢团长被战士们送到附近医院抢救，但终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，“那年他才37岁啊！”据说，杀害谢晋元的四个人都是王文川的战友，可当时已被汪伪政府收买，“这四个叛徒、汉奸！”虽已事隔多年，老人说到这里仍恨得直咬牙。

　　沦为日军战俘孤军营战友被拆散

　　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突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12月28日，日军突入孤军营，被困“孤军营”四年的“八百壮士”又沦为日军的战俘。

　　不久，他们被日军分成了几部分，王文川等人被送到安徽芜湖做装煤工，还有一部分人被送到遥远偏僻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奴工。

　　王文川说：“当时情况很乱，孤军营的战友们一下子被日本鬼子拆散了，从此大家就走散了，不知道谁去了哪里，多少人和我一起去了安徽做苦力。如果不是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，我肯定也被送到海外当奴工了！”

　　在老乡帮助下逃脱日军“魔掌”

　　说起这段经历，王文川提到了一个他这辈子最想感谢而又无法感谢的人。当年，王文川在安徽芜湖裕溪口做装卸煤炭的苦力工时，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，逃脱了日军的“魔掌”，最终重获自由。而王文川至今都无法知道这位老乡的名字。

　　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这段“虎口”脱险的经历。一天，这个老乡把王文川藏到了自己家茅草屋的顶棚上，想趁日本人不注意的时候帮助他逃跑。日本人收工点名时，发现少了一个人，就派出一个连的队伍到处搜查。晚上，趁鬼子不备，王文川逃出了村子。

　　“如果被日本人查出来，这老乡全家人的性命就没了！他用一家三口人的性命，保护了我的逃亡啊！”这救命之恩让王文川永生难忘，“可是后来我再也没机会报答那个老乡了。”说到这，老人有些激动，声音颤抖起来。

　　从芜湖逃出来后，王文川一路讨饭，一路打听，寻找国民党的散兵收容所。仅凭两条腿，他整整走了三个月，最后终于到达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。

　　秘密埋心底　尘封大半世纪

　　投奔重庆散兵收容所几个月后，王文川被调到北平的国民党陆军总院做了一名军需官，并结婚育子。解放后，王文川留在了北京，成为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。

　　王文川有5个子女，如今都已年过半百，而对父亲这段身为“八百壮士”的经历，他们此前却从未听父亲提起过。直到2007年，这个埋藏在王文川心里大半个世纪的秘密，才被儿女们发现了。

　　因为自己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士兵，“文革”时期，王文川怕受到影响，一直将自己的这段历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

　　37年前的一次突发脑溢血导致瘫痪，使王文川再也离不开轮椅。在许多人眼里，这位老人就是一个少言寡语、瘫痪多年的退休工人，谁都不知道他的过去。

　　七十年后重返四行仓库

　　2007年3月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谢晋元儿子家中保留的花名册和谢&晋&元&的日记中找到王文川的名字和点滴记录后，副馆长沈建中亲自来京，才为老英雄验明了身份：王文川正是当年四行仓库的“八百壮士”之一。老人这才提起自己当年作为“八百壮士”的经历。

　　2007年8月13日是上海淞沪抗战70周年纪念日，8月11日，王文川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，看看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四行仓库，这是他在四行仓库保卫战结束七十年后，首次重回故地。

　　在淞沪抗战纪念馆，王文川见到了当年的战友——目前在上海的郭兴发，两位老战友重逢百感交集。王文川还到谢晋元的墓前献花。这一个个感人的场景都被记录在了照片中，老人一直小心保留着这些照片，并时常拿出来看。

　　最后心愿海外壮士魂归故里

　　然而现在，老人还有一个心愿未了，就是让牺牲在海外的“八百壮士”的遗骨早日回家。

　　“他们活着的时候背井离乡，死了总该魂归故土！”王文川说，当年不知道有多少战友被送往海外做苦役，也不记得他们都是谁，但感谢海外华人华侨和两岸热心网友发起的活动，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，能尽快查实葬在海外的“八百壮士”的名单，让他们早日魂归故里。

　　本版撰文/记者李莎

在孤军营中，壮士们学会了吹口琴，图中后排右三为王文川 图片由王文川提供